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一、结婚彩礼的性质

彩礼问题可否认定为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对给付结婚彩礼能否作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对待？我们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设定产生的基础是私法自治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依私法自治，当事人可以对法律行为效果的发生或消灭加以限制，此即法律行为的附款。附款有条件和期限两种。附条件和期限的原因是人们为法律行为时，大多基于对现状的认识和对其将来发展的预期，为了使当事人能计划未来，排除不确定的风险，可以预先设定条件和期限。民法典（婚姻编）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婚姻双方在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附随于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的。创设这种关系的婚姻行为是一种身份上的行为，行为人须有结婚的合意，但是婚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婚姻的效力、婚姻解除的原因等，都是法定的，而不是当事人意定的。不能将婚姻行为视为契约。

所以各国民法均规定，身份关系上的行为或与身份密切相关的行为，例如：结婚、离婚、收养，收养关系的解除，继承的承认与抛弃等此类法律行为，不允许附条件和期限。我国民法典（婚姻编）强调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婚姻关系的维系以夫妻感J晴为基础，没有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我国给付彩礼的现象大多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及偏远地区，是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这种现象不是普遍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男女平等的观念深人人心，结婚索要、给付彩礼的现象会逐渐消失。

所以《解释（二）》未采纳所谓给付彩礼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这一观点，并没有做出凡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达到即未结婚或离婚就应返还彩礼的规定，而是根据双方的现实确定对彩礼问题的处理，具体明确服三种情况的返还彩礼。我们在具体理解和适用时，要严格掌握尺度，避免适用的扩大化。本案被告依照风俗给付原告彩礼礼金20000元，由此导致了其家庭生活更困难，符合《解释（二）》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法院判令原告返还彩礼是正确的。

二、彩礼的给付、收受主体

实际生活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的是结婚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地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所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当事人，而应作广义的理解。就给付人而言，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彩礼的数额都比较大，都是给付的一方全家用共同财产给付的，有时甚至是全家共同借债给付，所以彩礼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亲属所为的给付，如父母兄弟姐妹等。

同样的道理，就收受该彩礼一方而言，既包括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接受彩礼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彩礼的情形。如果对给付人和收受人的主体作限制性解释的话，是不利于纠纷的解决的。我们将彩礼的给付、收受主体明确后，如果发生纠纷，涉及到返还彩礼的问题，由谁返还，即责任主体是谁呢？有观点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彩礼是父母收受的，应当在离婚案件中追加父母为第三人，判决其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如下：

（一）离婚案件的男女双方因其人身关系绝对的相对性，如果在诉讼中追加第三人，使民事实体与民事诉讼主体分离，显然有违法理。

（二）将收受彩礼的父母列为当事人，实际上是将彩礼纠纷混同于一般财物纠纷，只看到了表象上的财物关系，而未看到内在的男女双方婚姻关系，忽视了彩礼给付于婚姻关系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彩礼的给付因男女双方结婚而发生，又因双方离婚而返还，虽然彩礼的交接是男女双方的父母，但这仅仅是一种仪式，父母的地位仅相对于代理人，实质上与彩礼有关系的只能是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所以彩礼的返还也不能离开婚姻关系的当事人。

（三）审判实践中追加第三人，往往需要多次开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了当事人诉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离婚男女双方以及双方家庭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个纠纷未解决，又出现了新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