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身份者勾结有身份者共同作案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身份已不再是共犯的主体要件，无身份者因与有身份者联结而具备了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对各共犯人应统一以该身份犯罪处罚。例如，无身份者与具备职务侵占罪主体身份的人勾结作案，利用后者职务便利侵吞单位财物，无身份者在共犯中连带地具备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因而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犯。

(二)不同身份者勾结作案

由于各共犯人具有不同的身份，从身份犯罪的特殊构成出发，他们在共犯中都获得了对方的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如具有贪污罪身份的人和具有职务侵占罪身份的人勾结作案，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吞单位财物，双方都同时具备了贪污罪和侵占罪的主体资格。这时应以哪种身份定罪呢?笔者认为，既然各共犯都获得了对方的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那么对于每个共犯人而言均具备了双重的主体资格。这种情形属于一个主体竞合了双重犯罪的主体资格，其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应当直接运用罪数理论来解决。这里存在三种情况：

1.各共犯人所具备的身份是特殊身份与一般身份的关系，不同身份构成之罪的行为特征相同或相似，因而其触犯的法条属于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犯，应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选择罪名。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军人勾结，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共同故意泄漏军事秘密，基于身份的特殊构成，他们同时具备了对方的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双方同时符合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和泄漏军事秘密罪的构成，但后者属于特殊法条，应当统一以泄漏军事秘密罪对共同犯罪人定性。

2.各共犯人具备的身份是平行的关系，但不同身份构成之罪的行为特征相同或相似。这属于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互不包容的罪名，是想象的竞合犯，应当从一重处断。如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国有公司委派的职员与私企职员勾结，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占公司财物。基于身份的特殊构成，他们共同触犯了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由于前者是重罪，所以应以贪污罪对共同犯罪人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完全吻合。

3.各共犯人具备的身份是平行的关系，不同身份构成之罪在行为特征上完全不同，只是各共犯人的行为间存在着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这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为存在着牵连关系，是牵连犯，应当从一重处断，如果两罪名的法定刑相同，应以目的行为构成的犯罪定性。如资产评估公司职员与投保人勾结，前者提供资产评估文件，帮助后者保险诈骗，基于共犯的特殊构成，二人共同构成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保险诈骗罪，但两罪名是牵连关系，应当选择保险诈骗罪对共同犯罪定性。这一结论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完全吻合

(三)不同身份者勾结犯罪，其行为属于对合性行为，但刑法已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不同身份者的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对这种情形应当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定罪

因为尽管身份犯的特殊构成不以身份为要件，但这种情况属于对合性共犯，刑法已经专门规定了两个独立的罪名，不宜统一定罪。如请托人向公务员行贿，刑法已就二者的对合性行为分别规定为行贿罪与受贿罪，因而应以此二罪名分别定罪，不宜统一定罪。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过是共同犯罪现象在法律上的反应，从共同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出发，我们应当科学地认识共同犯罪主客观的统一.就我国现行刑法典而言,以“主犯决定论”认定共犯,这种做法确实给司法实践部门解决问题带来一定的困难。通过参考、比较、借鉴外国共犯理论,为我国学术界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共同犯罪带来了新的思考模式。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客观上存在着客体受到侵害的现象。法律不是也不应当是人们的随心所欲,而是或至少应当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外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以上几种处置模式。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我国刑法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刑法分则,都没有作出必要的回应。在共同犯罪尤其是混合身份犯罪必然逐渐增多的现代社会,发展和完善现有立法,显系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