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认识，将各政府管理职能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的建议，既脱离中国法律和体制现实，也不利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另一种相反方向的观点是，证监会的放权，不但要向市场放权，向交易所放权，也包括向地方政府分权，即将部分实质审核权回归到地方政府。这种观点有理论上的合理成份，但考虑到分权决策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滋生寻租行为，也有回归额度制色彩之嫌。两害相权，较妥当的仍是目前在证监会审核环节嵌入有关部门意见的方式，但要在细节处大力改革。

例如，税收、环保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推行政务公开，在发行人申请IPO和再融资期间，中介机构可以直接上网查阅有关情况，无须一事一议的索求文件。遇到有关意见函过期需要更新的情况，如在一定时间内有关管理部门无答复，则视为无异议。类似做法也可以作为对VIE架构是否合法等问题的尝试。

以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带动多个政府部门及职能的梳理、调整和优化，而不是断然割弃证监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补位关系。理顺衔接程序、增加透明度、强化监督机制，需要牵头方大量的沟通磨合，更需要顶层设计的支持。无论如何，都比市场化的空头承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自我利益的牺牲。资本市场改革不应不加区分地卸载各项政府管理职能，给市场留下更多的制度套利、监管真空。不能怠于履行政府的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平效率的当然职责。任何法律和市场体制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利弊互现，防止以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将脚踏实地积累起来的制度经验轻易抛弃，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一种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制度安排，即使被一时抛弃，仍会以其他形式、其他面貌不依不饶的恢复其存在。相反的，如果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或不接地气、水土不服的制度，即使勉强确立，也会在实践中变味走样，丧失生命力。

注册制是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弹性的制度。原教旨主义的信息披露原则在全球资本市场并不存在。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在自己脚上才能合适。确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不应被市场曲解为以信息披露为借口排斥、否定其他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卸应有的责任。在注册制生态系统中，既发挥市场各主体的主导作用，又整合和分配各政府部门的监管资源，发挥它们各自的信息地缘优势、专门领域管理优势。如此达到与美国联邦与州的双重注册制异曲同工的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的制度重叠和程序繁琐。统一监管下适当、有效地分权，在无意之间契合了1934年威廉姆.道格拉斯大法官的夙愿，即理想中资本市场的合理管控方式是：将行业监管与政府监督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