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在诉讼阶段，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用人单位所在地，二是劳动合同履行地。据此，原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争议案件在诉讼阶段的管辖地与劳动仲裁时的管辖地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诉讼阶段不是以劳动仲裁机构的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法院。比如：北京某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以北京公司的名义招用劳动者在上海工作，由北京公司签定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如果职工在上海提起劳动仲裁，裁决后用人单位不服，可以在北京公司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劳动者得跑到北京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应诉。

笔者建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劳动者完全可以争取主动，抢先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法院起诉（即使劳动者认为裁决是合法公正的），比如在上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即使单位在北京公司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按照规定后受理的法院应该将案件移送先受理的法院审理。假如北京公司没有起诉，而劳动者又认为劳动仲裁裁决书合法公正，那么可以选择撤诉，从而使劳动仲裁裁决恢复法律效力，避免劳动者跑到北京应诉的风险发生。

诉讼阶段上的限制

1、侦察阶段存在的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是开庭前的十日，将指定辩护局限在了审判阶段。后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1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将律师提供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但这就解决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首先，立法上并未将刑事法律援助定性为“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受托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涉嫌罪名，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被赋予”辩护”的使命，所具有的职能只是提供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

其次，《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含糊，操作性不强。“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固然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扩大为所有因经济贫困的公民，体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公平”的精神；然而，公民仅仅是被赋予了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程序以及责任条款来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这导致侦控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并不移交需要援助的案件到法援中心，大大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

2、审判阶段存在的问题

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援助的重要前提是，辩护律师必须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尽早的接触被告人了解案情。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指定辩护律师最早也要在开庭前10天才可介入诉讼，因受时间的限制，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准备，很难真正完成其辩护任务，辩护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指定辩护的相关认定情况，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来进行处理，特别是对于侦查阶段，司法机关发现当事人符合指定辩护的相关条件的，则可以为其指定辩护，具体情况下还涉及到辩护意见的提出等情况，应当结合实际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