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有市场的说法就是“主犯决定说”，即以主犯的基本特征决定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司法实践及司法解释大多持此观点。对此，陈*良教授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主犯与从犯是按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它主要是解决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而共同犯罪的性质是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按照为解决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而划分的主犯与从犯来解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自然行不通;其次，主犯与从犯的划分无法解决有两个以上主犯的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该作法还否定了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构成要件的独立性。为克服“主犯决定说”的缺点，有人提出“共同犯罪应以有特定身份犯的行为性质作为定案的依据”的主张。

这一主张有其简练、明了的优点，但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对共同犯罪存在多种特定身份人员的情况，按哪一身份人员的行为来定罪?该说不能自圆其说。笔者认为，共同犯罪的性质应以犯罪人实行行为的性质为根据，即“实行行为决定整体性质”的原则。所谓实行行为，是指直接实施犯罪，完成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这里要扫除两个误区：一种是把实行行为等同于身份人员的行为。在具有法律身份的人与无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况下，有身份人员往往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即为实行犯。但身份人员教唆、组织非身份人员犯罪的，非身份人员为实行行为主体，身份人员充其量为“间接正犯”;另一种错误看法是认为一个共同犯罪里只能有一个实行行为。实际上，共同犯罪人各自的行为只要能独立构成刑法分则规定之罪，他的行为便自然是实行行为。如国有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一般公司管理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司公款，一为挪用公款行为，一为挪用资金行为。

对“实行行为决定整体性质”原则的理解与运用致可分两种情况：

1、共同犯罪中只有一个实行行为，以该实行行为定性。如在案例1中，无论甲教唆乙还是乙教唆甲实施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行为，都是被教唆者实施了犯罪实行行为，共同犯罪中仅有一个实行行为，因此“甲教唆乙”的共同犯罪行为应定性为“战时造谣惑众罪”，而“乙教唆甲”的共同犯罪行为则应定性为“战时扰乱军心罪”。

2、共同犯罪中有两个以上实行行为，以共同实行行为定性。对于共同犯罪的共同实行行为，主流观点认为：一般人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行为，不能构成身份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因为身份作为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确定其犯罪性质的重要标准。如果没有一定的身份，就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实施这种犯罪的实行行为，笔者赞同此观点。在案例1中，如甲乙一起实施造谣惑众、扰乱军心，那么甲只构成扰乱军心罪的实行犯，而不能与乙构成造谣惑众罪的共同实行犯。但必须指出，在共同犯罪中，一般人虽然不能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该身份罪的共同实行犯，但二者可以构成一般罪的共同实行犯，因此甲乙可构成战时扰乱军心罪的共同实行犯。

有些学者一提到特定身份人与一般人共同犯罪，便武断地以身份犯罪给共同犯罪定性，正是无视一般犯罪共同实行行为的表现。笔者认为，身份犯因其主体身份的限制，一般主体成立不了身份犯的实行犯，而有特定身份的人却可以剥离其身份这一法律上拟制的“面纱”，以一般主体身份成立一般罪的实行犯。在几种相互竞合的实行行为并存的情况下，以共同实行行为作为共同犯罪定性的标准，更能体现出共同犯罪的性质和内涵。此外，从思维逻辑的角度看，先从共同行为的共同点着手确定全案的性质，继而寻找行为的相异之处，参照主体的身份差别具体定罪，这种由一般到特别、普遍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因此，笔者认为，甲、乙的共同犯罪应定为一般主体的共同“战时扰乱军心”罪。

值得指出，在共同贪污(受贿)犯罪中，非职务人员的帮助行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某种独立之罪的实行行为。如一国家机关的财务人员D为贪污公款，唆使非本单位人员E半路佯装抢劫，欲借公款被抢之名侵吞公款。D之行为虽有抢劫的客观外衣，但因缺少抢劫的主观构成要素，不成立独立的实行行为，故不构成独立的罪。E行为的实质只是D贪污行为的帮助行为而已，整个共同犯罪只有一个贪污罪的实行行为，故应定性为共同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