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我接受深圳市李某某的委托，代理了其六名亲属与深圳市某医院的一起医疗纠纷诉讼案件。李某某的第一封信件是这样写的：我父亲名叫李某章，78岁，是离休老干部，多年来他和我母亲一起跟随我居住在深圳市内。2006年12月23日，父亲因感冒、咳嗽、气逼的情况，我陪他到深圳市某医院二门诊部就诊。我们要求住院，当日没有病床，在家吃药等了两天，于25日上午住进了市某医院八楼呼吸内科病房，8001病床，住院号为：42086。经当天的治疗，父亲感觉良好，第二天晚上8点钟左右，吃了四片半药，大约9点钟左右，父亲病情突然恶化，气很急促，好像只有出没有进，说糊话，有幻觉，全身冰冷发黑，呕吐。经医护人员抢救后，病情一度有所好转。27日上午9点左右，病情再度恶化，这一天，医护人员一直抢救，到下午6点左右，转入ICU病房继续抢救，29日下午大约5点左右，急诊科的张主任就向我们家属说：“你父亲现在完全是依靠机器维持生命，已经是脑死亡了。”家属询问过张主任，对他说：“如果我父亲有万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你们都不能放弃，一定要帮我们把人抢救回来。”张主任摇头说：“已没任何希望了。”于是，我们就要求张主任安排车辆和医护人员把父亲送回故乡。救护车大约7点从医院开出，8点左右，车行至横岗，父亲就断了气，父亲虽然走了，但对ICU病房和张主任尽心尽力的抢救，我们全家表示真心的感谢！我父亲突然地走了，我们全家不仅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同时又感到十分的困惑和质疑，为什么入院第一天治疗后感到舒服，第二天改变治疗方案，增加了药物，当晚8点左右服下，9点左右就病情突然恶化。为什么27日上午8：30分之前，父亲不断跟我和母亲说：“昨晚吃了药以后，我一直感到特别辛苦，很不舒服”？还在27日上午查房时向医生说：“你昨天给我治疗的药很不好，不能再用，昨天用药后，我一直都感到好辛苦，很不舒服。”这是父亲昏迷前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痛苦呻咛和呐喊。我们不能不尊重父亲的感觉去追索，是什么药服后很快就致我父亲病情恶化？父亲的死是因疾病无法治疗而死亡？还是由于所用药物不当，造成的药物不良反应而促使病情恶化？我们要讨回一个明确的说法，讨要一个公正。本人经常应邀给《南方医药经济报》的说医论法栏目撰稿，李某某通过该报记者的介绍，联系到我。当时，李某某已经申请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深圳市医学会已经受理并且下达了提交材料和陈述意见的通知。通过反复的电子邮件以及电话沟通后，他们全家决定委托我代理此案。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前，我反复强调，虽然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但是你们远在深圳，选择聘请山东律师代理的话，要额外付出很多差旅费用。李某某代表全家表示，律师费用的多少虽然我们会考虑，但主要还要考虑律师能够有医学背景，有专业经验，能最大限度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所以，全家人一致同意聘请我担任代理人。在从未谋面的情况下，李某某通过邮件跟我所在的**天矩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合同，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并把足额的律师费打到了事务所的账户上。办理代理手续以后，委托人把相关材料寄送过来，我仔细研究了一周，结合委托人自己列出的过错要点，我书写了一份详尽的律师意见。经过商议，李某某接受了律师建议，撤回了在医学会的鉴定申请。随后我们准备诉状，向深圳市福田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诉讼标的为15万元。当然，诉状中对于被告的过错我们只是在事实和理由里面笼统地写了一下，没有过多分析。这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因为诉状中的任何说法和观点可以理解为原告的自认。开庭的时候，被告派出了顾问律师和医学专家的强大阵容，并且组织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和当事医务人员旁听了庭审。被告答辩称：患者的病情是严重和少见的，很难在死亡前确诊，包括钟南山等业界泰斗都不能及时确诊。我院能在患者死亡后不足一周得已确诊病情，实属不易。在患者住院期间，我们的治疗是及时和准确的。在没有特效治疗方案的情况下，我们最大限度的给予了针对性和对症治疗。原告在提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又撤回，是意识到自己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