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嘉禾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府违法现象。它的出现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反思：发生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制度根源在哪里。

符启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根源有两个：一是目前政府官员选拔机制不合理，导致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只对红头文件负责而不对法律负责;二是当前的大政府、小社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加之现在一些地方的财政紧张，公权力和商业利益便自然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集体滥用权力的问题。

姜明安：发生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五方面：首先，地方党委一把手权力制约问题、党委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问题(如党委一把手如何对其决定、行为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尚未解决好;其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不够，宪法赋予人大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未能有效落实;第三，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民参与制度，有效制约公权力的市民社会(以私权制约公权)尚未完全形成;第四，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如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司法审查、舆论监督等)不完善，运转不灵;第五，公权力行使缺乏严格的程序制度制约(如听证、专家论证、人大审议批准等)。

郭春明：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错误的政绩观和监督机制的失灵。首先，在错误的政绩观的引导下，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片面追求GDP增长和政绩工程，追求轰动效应，由此导致集体滥用行政权力。其次，当前各种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监督机制缺乏制度规范，监督权的行使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于安：对于集体滥用行政权力，应该从规范政府行为的体制高度来认识。在体制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与其有关：一是过于强调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总结，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但这种集体决策只重视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成分，而忽略决策的价值标准和法律标准，由此形成只要是领导班子一致决定的，我们就可以执行的错误行政观念，产生以权压法的后果。其实，集体决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集体滥用行政权力，就是集体团结起来做坏事。二是过于强调行政管理上的分级管理，强调一个平面上的统一。这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在行政方面的监督只能是上对下的监督，同一平面上的监督几乎形同虚设，而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可以说，缺乏法治标准的集体决策和严格的分级管理，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