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赠与合同还需要注明无偿吗

不需要特别注明。赠与合同属于无偿行为，赠与合同虽原则上为诺成合同，但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之前，除经公证或为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之外，赠与人可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任意撤销其允诺。受赠人忘恩负义的，即便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赠与人仍可依法撤销赠与并取回赠与物；赠与人也不像出卖人那样承担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此外，各国立法还都规定赠与人仅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损毁、灭失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赠与作为单务、无偿合同与典型的交易行为(如买卖、租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

二、赠与特性的典型体现

在现代生活中，赠与首先是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一般人都喜欢通过互赠礼物来建立和培养良好的社会关系，赠与也是家庭成员之间表达亲情和财产流转的主要手段。赠与行为以及作为赠与行为后果的礼物的流动也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以人际关系解决事情的场合，便存在着赠与行为。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曾开创性地提出，赠与与回礼之间的时间间隔正是商业借贷的原型。通常情况下，回礼的价值还必须高于所受赠品，而回礼中超过赠品的这部分价值就是利润的起源。

再者，接受赠与而延迟回礼，懂礼节的人这时应该将某些替代品暂存到对方那里以示谢意，由此很容易联想到这就是担保的起源。总而言之，礼节性的赠与与回礼中包含着严格的义务与名誉感，从而形成了“信用”观念，并为此后商业交易的公正性奠定了基础。这些说明，赠与与交换有可能是同源的，并且同时发生。社会学家莫利斯·戈德列认为，一个社会的再生产需要三个基础的组合方可实现，即馈赠、出售和保留。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买卖交易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活动。“卖”，意味着将财产与原所有人彻底脱离；馈赠总是使赠出的东西保留着原主人的某种特性；而保留则是不让有些东西与主人分离，因为这些东西与人之间的联系代表着人的历史和认同，应当传承下去。应该看到，馈赠的这一特性在现代法律中仍有典型体现。

1、目的性赠与。所谓目的性赠与，是指自然人或法人接受一定财产，且规定这些财产是作为与受赠人的其他财产在经济上相分离的特别财产而被管理，并且只能为特定的目的使用。如大学以法人的名义接受捐款，且款项只能用于安排奖学金或其他类似目的。这些财产就成为“管理这些财产且按照既定的目的使用其权益的受托人的财产”，拉伦茨称之为“非独立财团”，适用民法典关于“附负担赠与”的规定。

2、财团法人。大陆法系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区分，最终集中于是否承认社员可以改变公司的权利能力这一点上。社团法人(如公司)自然可以改变自己的经营范围，但财团法人(如寺院、学校、医院、基金会)则不能轻易改变章程和经营范围。这是因为，财团法人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得人民可以超越个人的生存界限，以组织体的形式来完成一些长期或者永续存在、有意义的社会目的，促进公益事业，带动社会发展，而不必因为捐助人的死亡或者捐助人财产的增减而受影响。”这就是赠与物对原所有人的意志的保留。

三、赠与合同纠纷的管辖

1、若有选择管辖的书面协议，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34条、《民诉意见》第24条的规定，则以该协议确定管辖法院。

2、若买卖合同双方没有选择管辖的协议，或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1）若合同双方没有关于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的明确约定，则根据《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1条、第3条的规定，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若买卖合同双方有明确的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的约定，则应该区分合同是否实际履行：

合同未实际履行的，根据《民诉意见》第18条及《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1条、第3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合同实际履行的，根据《民诉意见》第19条及《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