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税的征范围包括香港来自债券、房地产的典当、抵押借据、存款、借款、暂支或其他债务所获得的利息，除另有规定免税外，都应当按规定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确定利息来源的方法分提供信贷检验法和操作检验法两种。前者适用于对营业和个人利息来源的确定，即根据贷款人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的地点来确定其利息的来源；后者适用于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利息来源的确定，即根据进行交易并由此赚取实质盈利的地点确定其利息的来源。

一、利息税的征收效果

利息税的征收对抑制储蓄的增长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相关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2000年只有60000亿元，利息税收入150亿元。2001年储蓄存款余额为70000亿元，增长比率为16.7%，利息税收入为279亿元。2002年储蓄率增长比率达到24.29%，而在2003年更是达到最高增长比率26.44%。同样，利息税也就逐年增加，2004年利息收入达到320亿元。储蓄率从2000年到2004年，每年都以10%以上的比率递增。这说明，征收利息税无法阻止储蓄的增长。大量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吃利息”，而是由于对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目的是为日后养老、子女教育、防范失业等做准备，不论利息税多高，这些储蓄都不会有明显减少。利息税对分流储蓄的作用因此而变得无效。

利息税的增收同样也没有能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从1996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居民消费由1996年的32152.3亿元逐年递增，到2004年已经达到58994.5亿元。居民最终消费构成在1996年最高为80.4%，到1999年下降为79.1%。2000年由78.6%下降到2004年的78.2%。这说明，尽管居民消费绝对数每年递增，观察消费构成就可以看到；在开征利息税后，居民消费再也没达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更是逐年减少。当然利息税只是影响消费的一个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可以证明，政府试图通过征收利息税来刺激消费的目的收效甚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再加上利息税，很多时候存款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这等于间接减少了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从来都是刺激消费的强大推动力量，开征利息税等于反其道而行之。

利息税也没有能够缩减贫富差距，相反，从开征利息税至今，恰是我国贫富差距以更快速度拉大的时期。我国的储蓄状况是，80%的人拥有20%的存款，而我国的利息税征收既没有采用世界各国通行的所得税收优惠原则，也没有采取累进税率的规则，而是按照20%的比例“一刀切”征收，这对富人的影响有限，而对穷人尤其拥有预防性储蓄的损害则比较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