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对精神损害的规制主要是通过其对一系列涉精神伤害犯罪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从其规制这些犯罪所体现出的理念来看，《刑法》在精神损害方面似乎首先倾向于与我国民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亦即承认精神损害对人们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防范侵害他人精神权益的行为发生，并对已发生的侵害他人精神权益的行为加以打击和惩罚。正因为如此，该法在规制侵犯人们精神利益并造成人们精神损害的犯罪行为方面，表现出了较为严苛的特点。例如，强奸罪是一种法定刑相对较重的犯罪，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犯罪对作为被害人的被强奸妇女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实际上在《刑法》对奸淫幼女罪的规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刑法》对奸淫幼女罪的处罚也才显得更为严厉。

这似乎已经不难说明，《刑法》对公民精神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其对侵犯公民精神权益，损害公民精神健康的行为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而《刑法》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没有裹足不前，为了进一步突出其对精神损害规制的重视，它还专门将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誉、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两种单独的罪名来加以规定。这无疑更加宣示了其对公民精神利益的承认、重视和维护。除此之外，《刑法》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的规定，以及对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盗窃、侮辱尸体罪、抢劫罪、绑架罪等若干涉及人们精神权益的犯罪的规定也都无不体现了该法对人们精神权益保护的重视。然而，另一方面，让人费解的是，《刑法》第36条第1款却又同时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很显然，《刑法》的这一规定是将对人们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明确地排除在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外。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刑法》在对待精神损害规制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确定性表示质疑，因为在《刑法》是否真的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方面，我们的确难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假如我们根据《刑法》对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各类涉及精神伤害的犯罪的规定而推论出其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则该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便难以解释;而若非此，我们似乎又很难解释《刑法》在规定强奸罪、抢劫罪等涉精神伤害犯罪时，对其惩处相对于那些非精神权益伤害犯罪较高的立法动因，也难以合理解释《刑法》专门将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誉、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两种单独的罪名来加以规定的目的所在。可见，在对人们精神利益的保护方面，《刑法》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