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重点解决好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加速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速处置不良贷款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所在。不良贷款额度大、占比高已经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必须要逾越的障碍。不突破这一难关，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很难深入下去。本文主要讨论如何通过创新，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方式来加快解决不良贷款的进程，以较小的成本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

一、加速处置不良贷款是国有银行改革的迫切需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我国银行体系转变为多层次、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银行结构体系（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银行和多种成分的金融机构）之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的新的分配主体，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等在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我国银行体系已经占据了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地位，是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目标平稳、快速实现的核心力量。

但是，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推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背后，银行体系内部也承担了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诸多成本，这特别体现在因我国特殊的银企关系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的低下，而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尽管在1999—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剥离了1万多亿元不良资产，但截至2003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仍高达1．9万多亿元，占比20％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而且，巨额不良贷款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甚至是生存能力，进一步削弱了银行和企业通过盈利逐渐消化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我国经济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却成为阻碍改革整体目标实现而又无法回避的一个陷阱。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仅仅是银行和企业个体的失败，而极大可能地将引发金融领域内的危机甚至是全面的经济危机。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将逐步取消金融领域对外资的限制，到2006年国有商业银行将面对来自全世界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高额的不良贷款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决定了其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党和国家对此问题都非常重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的改革总体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就是加速处置不良贷款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2003年底，国家按此思路开始了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用自有资本金冲销了各自的呆账，国家一次性用外汇储备注资450亿美元，并支持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帐面价值的50％商业性收购剩余可疑类贷款。虽然国家财政为此承担了巨额的改革成本，但不良贷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只是从两家银行的帐面上消失。鉴于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损失买单者只能是国家财政，这意味着国家还要为最终处置的损失承担更大的改革成本。同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在历史上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职能，因此不良贷款包袱也更加沉重，如果参照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模式进行改革，对国家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且，不良贷款的处置存在明显的冰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际价值尚在不断下降。因此，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置已成为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迫切需要。

二、银行与政府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是现阶段最有效最快捷的一种处置方式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决定其自身必须要加快对不良贷款的处置进程，而加快处置不良贷款的前提是要清楚不良贷款的现状和成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思路，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总体上讲，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有70—80％是由于宏观经济和企业方面的原因，有20—30％是由于银行自身管理方面的原因。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不良贷款中，国有企业约占80％，其他所有制企业约占20％。也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这些不良贷款80％的形成又与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多数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在经营中过于注重总量的增长而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由所有者错位产生的乱投资直接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国家宝贵的经济资源。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现在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者必须联动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针对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不良贷款在过去往往被视为一个包袱，相关各方往往唯恐避之不及，但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许多领导同志开始逐步认识到不良贷款对于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不良贷款其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暂时配置不当的资源，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急需获得的稀缺资源，多年来银行和企业虽然都试图开发，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达成共识，需要公正的中介力量把他们联结起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处置。比如，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主要采取了帐户扣收、正常催收、协议清收、以物抵债、债务重组、呆账核销等常规的个案处置方式。然而，受社会和法律环境的制约，常规的处置瓶颈现象也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为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大量占用，处置周期长、成本高、道德风险大等弊端。针对常规处置的局限性，为加快处置不良贷款，国家和各国有商业银行都在积极探索不良贷款处置的新方式，如不良贷款剥离、资产证券化、利用外资处置、打包处置等。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也遇到了种种的困难。因此，从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国情分析，现阶段只有各级人民政府具备整合资源的控制能力，有能力和银行一起处置不良贷款。

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银行与政府合作批量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大有可为。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国有商业银行将某一地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组成若干个资产包，按照一定的受偿比率，由地方政府根据这些企业的资产状况和重组方向统筹受偿资金，银行对受偿后形成的损失予以核销。目前已有成功的事例，天津市的成功实践就是最有力的实证。2003年以来，工商银行与天津市政府密切合作，通过批量处置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就处置了600多户企业的不良贷款本息260多亿元，其中不良贷款本金近160亿元，积欠利息100多亿元。工商银行实际收到受偿资金50多亿元，不良贷款本金加表内应收利息受偿率高于30％。此举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从工商银行与天津市政府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效果来看，这种做法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实现银政企的三赢，作为银政合作化解金融风险的积极探索，兼顾了银行受偿、职工安置和企业发展三方面的利益，开始显现出良好的效果。一是促进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迅速改善，加快了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和消化财务包袱的步伐，充分发挥了有限风险拨备金对降低不良贷款的杠杆作用；二是为地方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改善了当地的投融资和信用环境，为地方政府优化资源配置，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妥善安置职工，增加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三是减轻国有企业负债，促进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和重组改制，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是降低了不良贷款处置的社会交易成本，减少了不良贷款诱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三、银行与政府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是以简单方法解决复杂的疑难问题

现阶段影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效果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不良贷款的定价、不良贷款的处置成本、不良贷款的处置效率和不良贷款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以往处置方式中遇到的上述四个难题：

可以简化不良贷款定价程序。不良贷款定价属于世界性难题，目前尚未有国际公认的定价标准和程序，不良贷款定价已成为不良贷款处置中的最大困难。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受偿率是在按照一定标准的评估基础上经谈判确定的，由于有历史数据做参考通常会高于该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历史平均受偿率。而且，由于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的范围仅限于国有企业，受偿率高低实质是国有金融资产和国有工商资产利益的再分配，属于国有资产的内部结构调整与优化，从国家宏观来讲不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不良贷款的定价不再是处置工作的障碍。

可以降低不良贷款处置成本。由于有了政府的介入，银行不良贷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这样同过去相比不良贷款的处置直接成本接近于零，减少了对社会资源的占用，节约的成本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

可以提高不良贷款的处置效率。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可以变个案为批量处置，极大地减少了处置的时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该地区的不良贷款问题，改善一个地区的信用环境。

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银政合作批量处置不良贷款由于有政府介入，而且采取批量处置的方式，从源头上抑制了银行和企业协商处置不良贷款过程中个人的寻租空间，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