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罪属于行为犯而非结果犯。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构成要件要素中是否包含结果，构成要件中只规定了行为内容的犯罪就是行为犯，规定了结果内容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照这一标准，刑法对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罪状仅表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并没有要求出现摘取、出卖他人器官的犯罪结果时才构成犯罪，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与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对比中得出。在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中均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摘取器官或者强迫、欺骗捐献器官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实施必然会导致被组织者器官的丧失，进而造成其重伤、死亡等结果，应认定为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等其他犯罪行为，因此显然属于结果犯，与第一款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同。

同时，将本罪认定为行为犯也更加符合立法本意和行为犯创设的目的。因为目前我国人体器官非法交易行为猖獗，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人体器官交易的中心环节，正是这种组织行为的存在才使后续的非法交易成为可能，进而推动整个非法交易“产业链”的形成，因此将这种组织行为单独纳入刑法评价范畴符合行为犯创设的本意，而且通过对组织出卖行为的处罚，也可以切断人体器官的非法来源，进而达到禁止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的立法目的。

其次，本罪的实行行为是“组织”而非“出卖”。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在于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对于本罪关键就是要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因为本罪属于行为犯，实行行为一旦实行终了则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则属于犯罪未遂，因此判断既遂未遂首先就要确定本罪的实行行为是“组织”还是“出卖”。根据刑法理论，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其实质是具有侵害法益紧迫性的行为，即必须是对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了紧迫程度，而非一般程度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虽然法条表述中呈现出“组织”和“出卖”两个行为，但“出卖”实际上是对组织行为目的的描述，本罪强调的是对组织行为的处罚，因为在被组织者完全自愿的情形下，这种组织行为一旦实行终了，就已经对被组织者的身体健康和社会伦理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行为继续向前发展，那么人体器官买卖行为就会顺利实现，此时组织行为对被组织者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危险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现实性，完全符合实行行为的法律特征，同时这也与本罪为行为犯的属性相一致，因此本罪的实行行为应认定为“组织”而非“出卖”。

最后，本罪中的“组织”行为不包括为“组织”而实施的预备行为。有观点认为，本罪中的“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但笔者认为，并非上述所有情形均属于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必须将作为实行行为的“组织”与为“组织”而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相区分，而标准就是“供体”是否确定并同意出卖自己的器官。如果“供体”根本不存在或者尚未确定，行为人仅仅是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而准备了必要的场所、资金、安排了必要的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招募“供体”信息、预先寻找“受体”等，由于这些行为只是为组织行为的顺利实施创造了便利条件，虽然也具有一定组织行为的外形，但尚未对“供体”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或者威胁的程度还不足以用刑罚来规制，因此均应认定为“组织”的预备行为。而在“供体”已经确定但尚未与组织者达成自愿出卖自己器官的协议时，因为组织行为尚未实行终了，因此应认定为犯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