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当庭不认罪的规定是在证据确实充足的情况之下，可以来进行一定的判刑，当然这样的一种判刑的话，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诉讼职能区分；政治思维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此原则之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是不同的，检察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以及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法院负责审判，即控审分离。然而，在实践中，受强调追诉犯罪的观念影响，检察机关和法院“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情形仍时有发生，甚至是以“互相配合”取代“互相制约”，共同致力于追求被告人认罪的“流水式作业”之中。比如，在实践中，许多检察官和法官均持这样一种量刑观点：被告人如果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进行抗辩，许多检察官会认为被告人“拒不认罪”，往往建议法庭对其适用较重的刑罚；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行为，较少与检察官对抗，检察官则认为其“认罪态度良好”，从而建议法庭酌定从轻处罚。法官往往也采纳检察官的建议。[1]对于被告人认罪，可以从轻处罚的观点，《刑法修正案(八)》已予认可，然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能否从重处罚，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在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的诉讼职能和诉讼角色是不同的，因此，对被告人诉讼行为的认识也可能是不同的。然而，针对被告人与检察官抗辩的诉讼行为，法官和检察官均持相同的观点，即属“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各自的诉讼角色？是否符合控审分离、相互制约的诉讼法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涉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因此，值得进行一番考究。

一、应从诉讼职能区分的角度审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同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诉讼职能区分”。具体而言，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标，在整个刑事审判活动中固定地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担当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发生复杂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各方在审判中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不同，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在性质、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就具有了质的区别。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被告人他们在法庭之上是不认罪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进行无罪宣告或者说没有办法进行继续的审理下去，这个时候是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还有就是一些事实来进行认定的，从而做出一定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