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后，以多次在听证会上“仗义执言”出名的深圳市民郑祖华，向该市人大常委会呼吁，在换届时为市民留下“模范代表和部分优秀代表”，杨剑昌、吴立民、郑学定、肖幼美四位以直言敢言而出名的人大代表，被点名希望留任。

这是一件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尴尬的事情。兴奋的是，那些敢于仗义执言不怕得罪人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认可，以至于有同样仗义执言的市民呼吁他们留任。尴尬的是，“得罪人”的人大代表之所以被市民呼吁留任，说明他们很有可能被“刷下”。

为什么“得罪人”的人大代表会有“走人”之虞?显然是因为这些人大代表在行使职权时敢于仗义执言，得罪了不少被监督的对象。但众所周知的是，人大代表的天然职责就是代表人民对各种权力实施监督，要是因为履行了监督职责就“得罪人”，以至于人大代表就有“走人”的担心，未免让人寒心——因为百姓最需要最盼望的，就是这种仗义执言的人大代表，而不是那些唯唯诺诺不敢“得罪人”的人大代表。

如果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大代表不能留任，而那些整日一团和气，不敢监督充当“老好人”的人大代表纷纷留任，就说明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仅缺乏对兢兢业业履行监督职责的人大代表的激励机制，更缺乏对认真履行职责的人大代表最基本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些在任期内敢于仗义执言人大代表的勇气，更多的是来自代表自身的责任感、道德感，而不是制度给予他们的强大支持和动力。

其实，为了保障人大代表敢于仗义执言，我们的人大代表制度有许多的制度设计，比如表决器加盖、人大代表会议发言免责、拘留逮捕人大代表须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主席团批准等等，但这些制度对于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制度大多是“被动的防御措施”，而不是主动的“赋权措施”。没错，人大代表会议发言免责，但由于人大代表本身只是兼职，会期内的免责意味着会期之外要受到重重约束和束缚，而且其他身份相比于人大代表身份，对于当事人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敢于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人大代表，其实很多时候有一种悲壮的意味。

更为关键的是，那些切实履行代表职责敢于为公共利益“得罪人”的人大代表，虽然能够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但却有可能无法留任。此时，我们会发现，选民和人大代表之间相互负责的责任链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许有人会说，市一级的人大代表经间接选举产生，会存在民意能否“直达”的不确定性，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便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也是由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最基层的如县、乡一级的人大代表则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说明，人大代表对选民负责的责任链条是清晰的，只要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发挥作用，现有的制度足以留任那些“得罪人”却对选民最负责任的人大代表，而不是由公众“多此一举”的呼吁来完成。

再说了，这种呼吁并非制度化的表达途径，呼吁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