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玲案是公众所知晓的最新一起因网帖获罪大案。说它大，一是因为此案被刑拘和传唤的网民人数众多，创了纪录;二是案件变脸频仍，让人目不暇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仅网民被控的罪名换了，连原来所称的涉密案件，现在也变成了普通案件。

网民游精佑在被福州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26天后，已被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诬告陷害罪批准逮捕。律师向警方询问，罪名由诽谤变为诬告陷害，案件是否仍然当作涉密案件办理?警方明确答复，不再做涉密案件，改为普通案件。

王帅案、吴保全案和邓永固案，这一连串的案子陆续给广大民众上了难得的普法课，让我们知道诽谤是自诉案而不应是公诉案，批评和举报个别官员不等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尽管这些涉嫌诽谤罪的网民遭受了不同的命运———有的无罪释放，获得了国家赔偿;有的被判有罪，但却免予刑事处罚;有的至今羁留狱中，等待正义解救。但他们都是我们的公民教员，不仅向全社会宣示，某些地方官员企图以诽谤罪钳民之口是不可能得逞的，而且也向司法界提出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刑法》第246条但书条款(即诽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是否应予以废除?更进一步，可不可以完全取消刑事诽谤，把诽谤行为都按照民事纠纷来处理?

在过去数年里，民众通过网络公开披露或举报地方官员存在问题，往往会被司法机关按诽谤罪追究，甚至出现跨省追捕。但随着这类案件的持续曝光，有关方面的打压越来越没有胜算，典型的如上海郏啸寅诽谤案、山东曹县段磊诽谤案最终都被撤案，而四川蓬溪邓永固诽谤案的判决书自相矛盾，一会说情节严重，构成了诽谤犯罪;一会又说已向受害人书面道歉，按情节轻微而免予刑罚。这表明，以诽谤罪扼杀网上的正常言论已开始难以为继，也许网民们不必再心惊肉跳地互相转告上网有风险，发帖须谨慎了。

然而，网民们或许还是高兴得太早了。警方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罪名：诬告陷害罪。根据《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此罪坐实，上网发帖的风险将会更大：诬告陷害罪情节严重者要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期，比诽谤罪要严重许多。

我们无从得知，警方是不是由于诸多诽谤案件撤诉、司法人员还被追究了法律责任的原因，才决定把原来的诽谤罪变为诬告陷害罪，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存在自诉与公诉之争了。但我们看到的是，法律在这里直如儿戏，罪名仿佛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想拽出哪个就拽哪个。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害怕的是，当我们举报某些当权者的时候，他们还会有多少实施合法性伤害的依据?

了解一点30年法治之路的人都会记得，中国曾经有过一场刀制水治之争，即要法制还是要法治。制者，制度也，而治者，治理也。刀字旁的法制，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三点水旁的法治，则是与民主生活有关。它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本身。

30年来，我们的确出台了大量的法律，一些官员的法制观念逐渐普及，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法治观念也同时并驾齐飞。仅以层出不穷的诽谤案为例，我们看到，全国各地都不乏地方官员找法办事，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掩盖自己的劣迹，并打击那些敢于曝光这些劣迹的公民，以至于因言获罪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瘟疫。

且不说在众多诽谤案中，地方官员大都是不问举报真伪，先把举报人抓起来再说，非常像是在查清事实之前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举报人人身自由，官老爷的嘴脸由此暴露无遗;单说在对网民的审判中，公诉机关常常会指控网民因恶意诽谤而致某官员身心、工作受到了影响，从而破坏了社会秩序，这种可笑的说辞，让人不仅要问：谁把我们的公务员宠到了这么娇气的地步?这种恶劣行为背后潜伏着的权力意识是惊人的，它等于告诉我们：宪法规定的控告和检举权利完全是空的，任何人都不能举报官员，否则就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曾因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而一举成名：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现在，让我们问一句：谁替法律说话?我们不需要治人，不需要人治，而需要法治。中国只有实行三点水旁的法治，才能防止特定的个人或行政权力凌驾法律伤害其他多数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