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少、收入低、办案难，存在沦为“黑律师”的危险??西部地区律师的困境，正是中国法治资源不足的体现

【《财经》记者徐凯】当我们谈论法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我们谈论的是法治建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橡皮图章式立法活动、国务院法制办秘而不宣的法律法规草案、“两高”游走于立法权边缘发布的文件；我们谈论的是大案要案：中央纪委超越于法律之上对某些官员采取的“双规”措施、司法机关毫无悬念却又秘密进行的“审判秀”。

然而，庙堂之议，不及江湖之远；贪官受审，难与庶民同罪。当我们谈论法治时，也许我们要更多地从真正的基层、从大城市之外广袤土地的居民那里汲取法治资源。当我们稍作考察，我们会发现，基层的司法资源严重不足。

一个例子是，西部地区的律师仍处于在生存中挣扎的状态。在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举办的西部地区律师论坛上，西部律师生存困境被归纳于以下几点：

一是执业环境恶劣。政府部门往往横加干涉，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也常常视律师如无物，诉讼案件难以依法维护当事人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众“信访不信法”，对律师天然地不信任，或者认为律师毫无用处，或者认为律师“讼棍”而已。

二是收入偏低。一位来自甘肃的律师称，当地执业3年以来的律师，平均年收入仅为3万元，年入4万已属冒尖。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律师业2009年收入为183亿元，占全国业务收入的一半。事实上，西部多数省份律师行业的年收入不及北京排名前三的大所之和。

三是律师数量少。据司法部的统计，截止2009年，中国共有律师17.2万人，其中北京市占3万人，而整个西部地区加起来，律师总数亦只有3万余人，213个县居然没有任何律师执业。

律师数量少，一个原因是许多法律服务由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人员充任。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景文看来，中国法律工作者就专业化要求而言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第二类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仲裁员；第三类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人民调解员、基层治安保卫人员。

其中，俗称“二律师”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据统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数逾10万，多数分布在区、县、乡等基层。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律师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当地律师争夺业务，是许多县域没有律师的一个原因。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资格一直存在争议。

此外，还存在所谓“黑律师”的问题。由于司法资源的不足，一些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便开始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许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沦为“掮客”、“讼棍”、甚至成为当地一些黑暗势力的帮凶。

困境如此，但其责任却意义重大。新疆一名律师说，在当地，由于当地多民族、多宗教，存在法律、宗教、习俗之间的多重冲突，此外还存在语言等障碍，因此办案难度极大，需要更多法律之外的技巧才能处理。“如果律师介入，能给当事人带来一些法治观念，否则，只能采用前法治手段去解决，甚至会上升为民族矛盾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他说。

上述所谓困境，或许正困扰着中国整个司法界；然而惟西部基层律师困境之深、面临问题之多之难，应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这亦是通往法治国家路上的最大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