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人张某某称，她与安徽省人大代表支训民发生商业纠纷后，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支训民。后者以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为由，向亳州市公安局报案，张某某遂被拘留5天。经查，14天时间里，张某某共计发送4条短信给支训民。

正常生活被干扰，这是支训民报警的动机。按此理解，张某某被拘留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公众视线中，若缺少了某些必需关键物证的话，有关部门作出拘留决定的依据，恐怕难逃片面之词之嫌，发4条短信被拘也就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像这种招惹他人后身陷囹圄的例子并不少见。7月底，沈阳女子郭某发微博举报沈阳市主要领导，被警方以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十日；9月，某网友发帖质疑吉安市委书记是富婆，后也被有关部门当成恶意诽谤处理。虽然人大代表并不等同于领导干部，但在公众眼里，却能享受到与领导干部一样的舆论待遇。因此，即使是招惹了人大代表，公众的关注热度也不会减弱。

而在少数官员负面事件波及政府公信力的现实语境下，个别群众若与有关部门成了对立面，有时往往首先就会给外界一种弱对强的潜台词。为此，一旦有关部门作出不利于群众的决定，也就很容易被当成公权力的滥用。比如在此案中，如果单纯因为给人大代表发了几条短信，便被认定为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的话，引火烧身的结局多少会给公众一种不能给人大代表发短信的直观判断，质疑是不是人大代表的身躯过于金贵？而为这样的判断作支撑的，恰好就是有关部门的权力使然，轻而易举就能拿出拘留的借口。

此外干扰正常生活的说法本身也值得商榷。究竟有没有干扰，外人不好评定，但当事人却拥有完全的话语权。鉴于张某某和支训民的商业纠纷关系，可大致判断，在支训民眼里，张某是不受待见的。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厌倦情绪基础，干扰正常生活也就成了伪命题。别说4条短信，哪怕对方只发了一个字，支训民都可以诉苦三天三夜睡不着觉，而公安机关却难以核实，只有接受这睡不着觉的紊乱生活。

因此，仅从目前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来看，拘留的事实显然不能服众。而要破除疑虑，最简单有效的敲门砖，且谁也遮掩不了的，便是短信内容这一关键物证。若能及时公开，让公众看看短信究竟长什么样，干扰生活体现在哪里，是非曲直自然明了，否则极有可能为公权力滥用添一个活生生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