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原则与宪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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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则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宪法规范的效力相关联而又不可等同。若从形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宪法，那么宪法的效力就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解释主义的问题，而宪法原则的效力证立除了也需要这种经验主义的论证和法条主义的阐明外，它更属于“一个宪法哲学命题，是宪法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必须自觉地与注释性的宪法学保持相当的距离。事实上宪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形式宪法的范围，涉及宪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界定、宪法的目的性或工具性、宪法的自然法背景，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宪法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良宪之治即宪政如何可能等重大的哲学问题。……”[1]要识别宪法原则的效力与宪法规则效力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差异。从一种关系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其实是宪法规范的两种不同表现状态。“认为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在内，或者提出原则与规则是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的划分，这是西方学者首次阐明的。”[2]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关注到并接受了宪法规范应有内部不同逻辑层次划分的理论。有的学者主张宪法规范主要由宪法制定规范、宪法核、宪法修改规范与宪法律组成，不同规范之间形成不同的等级系列，即在宪法规范内部亦存在上位规范和下位规范的关系。[3]一般而言，较之于宪法规则，宪法原则具有初始性、本原性、稳当性、抽象性等特点。具体而言之，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又有以下不同点：第一，宪法规则注重宪事行为和宪法事件的共性，其内容具体明确，目的乃是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具体的基准，以消除司宪和行宪的任意性，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保持法治的统一性。与此相反，宪法原则除了要具备宪法规则关注事件或行为共性的特征外，尤其要关注事件和行为的个性，并尽可能型构模糊性的制度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则和社会现实的缝隙，满足法治国家对法律支配社会的普遍性要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一种目标可能永远不可以靠规则来实现，但可以靠原则来织就。第二、宪法规则由于本身内容的具体明确和规则指向的特定性，因而其适用范围偏狭。但宪法原则作为一种经验抽象和价值预设，它要贯彻于整个立宪、行宪和司宪、护宪的全过程，并统摄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两大规范体系，因而其适用范围要比宪法规则宽广得多。第三、在宪政实践中经常产生宪事关系中的原则与规则竟合问题，因而产生宪法适用中规则与原则的选择优位问题。既往很多学者基于对原则的价值预设和宪法规范内部要素的逻辑排序，都主张宪法原则要优先适用于宪法规则。但宪政和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首要地必须摆脱不确定和不安宁对秩序的威胁，而规则的稳定性适用正好是满足这一追求的最关键性因素。在立法已成为多元利益博弈的结果，立法的民主化已完成法律正当性表达情况下，法律的适用不应该舍弃明确的规则而另外追求原则涵蕴的价值。而且根据美国学者德沃金的研析，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适用进路是颇不相同的：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在个案当中，即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而法律原则的适用则不同，它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当中，因为不同的原则是有不同强度的，而且这些不同强度的原则甚至冲突的原则都可能存在于一部法律之中。[4]换言之，宪法规则本身是一种或多种宪法原则所体现的宪政价值的辐射，优先适用宪法规则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原则的贬损。即便是在某一具体的宪事关系中发生了特定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冲突，而导致优先适用了宪法规则。但因为宪法原则的相互关联性，该宪法规则背后的其他宪法原则价值实现之时，也使被排斥的宪法原则得到了另外一种意义实现。宪法原则的效力指涉三个层面：宪法原则效力的纬度，指宪法原则的效力空间范围；宪法原则效力的向度，指宪法原则的拘束对象和作用领域；宪法原则的权威，指宪法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宪法作为公法而在国家公域发生效力，是近现代法治的基本要义所在，正如著名学者夏勇所言：“法治既是一个公法问题，也是一个私法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5]所以宪法原则规范直接对公权行为和公域立法产生拘束力，具有理论上的该当性和事实上的证成性。不过由于法治对形式主义的追求和法治本身体系化的需要，宪法原则规范应该尽量通过公权立法具体化的路径来贯彻实施。宪法原则规范能否直接对社会私域立法产生效力在学界却存有分歧。因为宪法具有根本法、高级法的属性，所以推论宪法原则当然对社会私域产生法律效力。其理据为：第一，从法的发生时态而言，私域法制发生在公域法制之前，民法产生于宪法之前。虽然近代成文宪法出现后为了保持法制的统一，而有将万法归宗于宪法之势，但因为宪法和民法所调整的领域并非完全叠合，所以宪法原则不能完全覆盖民法领域[6]。第二，宪法乃公法的身份性，决定了即便是宪法原则也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比如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是具有共识性的宪法原则。它有关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规定在公权领域都是强行性的、刚性的。所有公权组织都要遵守授权有据、禁止有据的准则，不得超越法定权限的范围，也不得悖于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之规定，而自行决定机关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权限。但民事法人的组织和权限通常是由自治性原则决定的。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宪法上权力分立原则的存在而要求所有的民事法人一律采用股份制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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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分权与制衡原则是指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机构、职能、人员的分立。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制衡思想源于分权学说。公安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遗嘱的形式有口头遗嘱、自书遗嘱、公证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需注意口头遗嘱是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的选择，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之前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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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
2020.09.12 308 -
遗嘱的形式与效力是怎样的共有五种法定遗嘱，分别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遗嘱有5种形式: 1、公证遗嘱：即经过国家公证机关公证的遗嘱。 2、自书遗嘱：是由遗嘱人亲自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自书遗嘱不需要见证人。 3、代书遗嘱：代书
2021.04.17 96 -
宪法原则有几个《宪法》有下列四个原则： 1.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意思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 2.基本人权原则。 3.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 4.法治原则。法治原则又称依法治国，其基本含义是依法办事，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建立秩序，任何
2020.12.21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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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形式与效力
1、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2、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3、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2022-05-10 15,340 -
宪法规范与宪法规则
原则适用的范围较广，内容是笼统的，可以适用于某一个领域，如民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而规则是具体明确的，如定金罚则就是一个具体的制度，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适用。 当规则和原则出现冲突的时候，规则优先
2022-08-06 15,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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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相关依据如下：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
2022-03-11 15,340 -
宪法的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有哪些
司法独立也有利于保护人权。司法权只有独立后才能充分发挥其权利的救济作用：公民之间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独立法院的审理得到公平对待，公民被行政机关侵权时，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维权，公民被立法机关侵权时，可
2021-12-05 1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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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转移中债权人同意的效力与形式债务转移中债权人同意的效力和形式如下： 债务转移经债权人同意生效，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在原合同中的地位承担原合同债务，原债务人不再承担原合同中的责任。 债权人的同意方式既可以是明示的，即明确表示同意债务转移，一般采用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也可以
1,268 2022.0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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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与宪法的区别宪法和刑法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的性质和地位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重要内容。
13,261 2022.0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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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刑法的区别宪法和刑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地位与法律效力不同。其中，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是我国的根本法。也就是说，宪法是“母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适用于国家全
11,738 2022.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