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是否有权进行举证？

现在很多刑辩律师对于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证据本身，这样往往会漏掉很多有价值的辩点，甚至是突破点。 （1）通过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获得的证据。 现在刑事案件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或者刑讯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会见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刑讯逼供或诱供的线索，但要找到证据，则难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伤，则可以要求对其进行验伤，并与入所体检报 告进行比对，若发现新伤，则可主张涉嫌存在刑讯逼供情形。实践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伤，事实上也确实是办案人刑讯所致，但调查到最后，结论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伤，或者与同监室人打架致伤，当然，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也与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通过认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种刑讯逼供的证据，比如有的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表明，本次讯问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期间没有任何有关让嫌疑人休息、吃饭、喝水的记录。发现这样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明确提出本次讯问存在变相刑讯逼供的情节，要求将相应的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很多职务犯罪类案件，办案机关经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儿女相要挟来进行逼供，此时人性的弱点使然，绝大多数嫌疑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要挟，一般都会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会出现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亲属而自我栽赃的情形。 还有诱供，往往是办案人自己说了一通案情，问嫌疑人是不是这样，或者说都没说就记录了很多，直接让嫌疑人签字确认。更有甚者，说也不说，记也不记，直接拿着在单位打印好的笔录，故意选择快到中午饭点的时间去提审嫌疑人，根本不给嫌疑人留阅读的时间，匆匆忙忙地让嫌疑人签字按手印。这样的情形，有时也可以从讯问笔录中反映出来，辩护律师应当用心研究，一旦发现，也要及时提出，并以存在诱供情形为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有的时候，刑讯逼供或者诱供的情形并不体现在讯问笔录中，而是体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刑辩律师不可偷懒，对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或者诱供情形的案件，要认真查阅办案机关讯问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 （2）讯问场所不符合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讯问都是在侦查机关办案区进行的，在确认涉嫌犯罪并决定刑事拘留后，会第一时间送交看守所羁押。按照相关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的讯问室内进行讯问，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场所进行讯问。 实践中，有的跨地区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机关羁押之后，又将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机关合并侦查，同时将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看守所羁押，此时，按照规定，从甲地看守所到乙地看守所押解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只有将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看守所羁押之后，才能在乙地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办案律师曾在一起贩毒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青岛的公安将嫌疑人从成都看守所押解到青岛看守所，到了青岛后，没有直接送交青岛看守所羁押，而是先将嫌疑人羁押到公安局的办案区，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认罪的讯问笔录。这样的证据，取证程序上应是违法的，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判断，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 （3）违反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无论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绝对数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侦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讯问工作上，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人讯问，或者两个人一起同时提审多名犯人，各自讯问，然后交叉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情况。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同样的两位办案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这样的证据的形成，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只要发现，都应列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4）鉴定机构没有相应鉴定资质或者鉴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此时，鉴定机构是否拥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很多辩护律师，会犯盲目迷信鉴定意见的低级错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鉴定机构，就一定是专业的，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这是不应该的。实践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于一些高难度的鉴定工作，根本没有鉴定资质，或者，虽然执照上拥有鉴定资质，但却没有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比如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大多数地方的鉴定机构根本没有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全国真正能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共没有几家。 当前，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比较混乱，水平参差不齐，辩护律师面对司法鉴定意见时，一定要做全面、审慎的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 2、对证据本身的质证。 有些刑事案件，别看证据卷有厚厚的几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证据却没有多少。刑辩律师不要被证据的数量迷惑住，以为办案机关的工作很扎实，已经没有了工作空间，从而使得辩护工作流于形式。面对厚厚的案卷，刑辩律师应依据相关证据规则进行认真分析，筛选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关键证据，然后再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证据上。 （1）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启动，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对方，其陈述往往带有个人情绪和臆断内容，且经常是多次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辩护律师应当结合被害人多次陈述形成的询问笔录，找出自相矛盾之处，以取得对事实认定上的突破。 办案律师前段时间办理的一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自称“他为我代办信用证，跟我要三十万元中介费，我们约定如果这个事办不成，他就将钱退给我，但现在事没办成，他却一直不退给我”，这样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辩护人，我们将此问题向审查起诉机关提出后，审查起诉机关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来给被害人补充了一个新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被害人说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员记错了。这显然是欲盖弥彰，之前的询问笔录内容是经被害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所陈述的事实，能否通过之后一份补充笔录就轻易给否定掉？显然不可以！ 多年前还办过一个职务侵占的案件，也是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终将罪名由职务侵占改变为挪用资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说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总会留有破绽，经不住推敲，而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用心去发现这些破绽。

这种认识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长期缺乏法制环境、法制观念淡薄所造成的，只注意到强调对犯罪分子的打击，而忽略了司法机关可能会因为工作失误甚至由于司法机关中一些个别人素质不高、徇私枉法而造成错案、冤案，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分发挥辩护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防止任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情发生。 另一种应当防止的倾向是，辩护人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着眼点不是放在尊重事实和法律上，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不正当的途径，如请客送礼、行贿，甚至搞假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以达到使被告人受到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目的。应当看到，这种做法也是严重违背法律设置辩护制度的目的和宗旨的，客观上是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正当的利益，对社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触犯刑律，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