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或虐待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如果构成犯罪，已满16周岁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我国刑法中专门的虐待行为罪名有4个，即虐待罪（第260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48条）、虐待部属罪（第443条）和虐待俘虏罪（第448条）。 1．虐待罪。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它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行为的内容表现为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前者如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等，后者如侮辱、咒骂、讽刺、不让参加社会活动等。本罪的行为主体、对象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我们认为，“家庭成员”不应作形式化的理解，限定为户籍意义上的一家人，过于狭窄而且内涵也不甚清晰，而是应当规范地理解，指共同生活的、具有抚养义务的人。基于血缘、姻亲关系而结合的同居一室的人，无疑是家庭成员的核心的、稳定的组成。反之，尽管有近亲属关系，但分开生活的，则不符合家庭成员的内涵。即使不具有血缘、姻亲关系，但法律上被评价为具有抚养义务，且在一起共同生活（即饮食起居都在一起）的，也属于家庭成员，比如［1］寄父母子女关系、收养领养的人。共同生活的雇主与保姆之间、未婚同居的人、非法同居的人（重婚或事实婚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或儿童组成的家庭、“同性恋家庭”等，都可能被评价为家庭成员；这属于合理的目的性扩张解释，照应了现代社会中非传统家庭的实态，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2］而医院、养老院或孤儿院中只是轮流值班照顾病患、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由于看护人员与对象没有共同生活关系，则不能被评价为家庭成员；集体住宿的同学、工友等，由于不存在抚养义务，也不能被评价为家庭成员。据此，幼儿园教师与儿童之间也不能评价为家庭成员。曾有论者提出教师虐待儿童的，可以解释为符合本罪的主体和对象，从而适用虐待罪。［3］这种解释显然过于扩大化了，不仅脱离“家庭成员”的规范内涵，而且大大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质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可取。 2．其他虐待罪名。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体罚虐待，或者指示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殴打”是指造成被监管人的肉体暂时痛苦的行为，“体罚虐待”是指对被监管人实行殴打以外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行为，比如捆绑、冻饿、罚跪、强迫从事超负荷劳动，此外还有滥用械具、任意禁闭等。虐待部属罪和虐待俘虏罪都是军人违反职责罪，前者是指滥用职权，虐待部属，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后者是指虐待俘虏，情节恶劣的行为。其中的虐待行为，均是指采取殴打、体罚、冻饿或者其他有损身心健康的手段，进行折磨、摧残。因此，这3个罪名的行为主体和对象都是特定的。 总而言之，尽管“虐童案”中的虐童行为与虐待罪的客观行为相似，即进行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的客观行为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这些罪名都限于特定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无法适用于“虐童案”。 【例如】“虐童案”的刑法适用可能与选择： 针对“虐童案”，法律界提出了诸多处理设想，比如故意伤害罪（第234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侮辱罪（第246条）等。以下逐一辨析： 1．“虐童案”一般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行为对象之他人没有限定。但该罪是侵害他人生理机能的行为，即以“生理机能的健全”为保护法益，而且必须造成达到轻伤程度的伤害结果。不包括所有的针对身体进行侵害的行为（国外刑法中的暴行罪以“身体的不可侵害性”为保护法益），也排除单纯侵害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健康”行为。“虐童案”虽然影响到了幼儿的身心健康，但一般并未造成轻伤程度的伤害结果，难以适用故意伤害罪，这是重要理由之一。 2．虐待罪的保护法益是人身权利，内容是综合性的（复杂客体），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生理机能的健全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或者意思决定和身体活动自由，或者人格尊严和名誉。只要虐待行为侵犯了其中任何一项法益，即可成立本罪。从犯罪特征来看，虐待罪属于连续犯（连续犯的每次行为不限于都能独立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