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院要求回避，民事司法人员明知回避没有回避吗？

一、事由范围不够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所指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从司法实践看，刑事诉讼法关于亲属和近亲属范围的规定，远远不能覆盖姻亲关系和与其关系亲密的其他旁系血亲关系在内的特殊关系，如当事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二、举证责任未划分。对刑事回避制度规定的几种情形的举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负责，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诉讼原则，举证责任应在当事人。但是，实践中在当事人对案件承办人的基本情况不甚清楚的情况下，当事人怎么可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案件承办人符合回避条件呢？ 三、改变管辖欠规定。现行回避制度维护的是单个司法人员的中立性和无偏私性。但是，如果主要负责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甚至就是案件的有关当事人，那么由该单位的任何人员办理案件，都很难保持中立性，执法办案所得的结论也就很难产生公信力。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就个人回避作出了规定，并没有就主要负责人个人回避后是否改变管辖或就单位回避（即“全体回避”）作出规定。 四、责任追究不严格。刑事诉讼法虽然就当事人申请回避和司法人员自行回避作了规定，却未就司法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承担的责任作出严格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一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此项规定只对案件本身进行约束，对个人承担什么后果没有涉及。对于司法人员明知具有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之一，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检察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等虽然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但仅规定予以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者给予纪律处分，责任太轻，不足以制止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行为。 五、交流回避不明确。近年来，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交流力度加大，但刑事诉讼法对这种交流回避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曾经是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人员的，在其调入检察机关工作后，能否担任该案的公诉人；负责案件起诉的检察人员，在其调入法院工作后，能否担任该案的审判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