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工伤认定期限怎样办？

根据我国2024年1月1日实行的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一般包括因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以下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前提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两个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同时还得是“因工作原因”而受到的负伤、致残或者死亡。事故伤害是指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等类似伤害。】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是指非工作时间内，具体讲是开工前或收工后的一段时间，譬如上班时间为9点到12点然后又14点到18点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是职工提前在8点30分到岗或者下班后做完收尾工作时间到18点半等等，均可以认定为“工作时间前后”，但是有一点则特别重要，其目的必须是从事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比如为启动机器做准备工作，或者关闭机器后收拾与工作有关的机器、工具等。】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必须同时具备，并且必须是在履行本职工作，这里受到的伤害是“非工作原因”，是来自本单位或者外界的“暴力、意外等”所致。打比方，有人在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蓄意对职工进行打击报复，对其人身进行直接攻击，致使职工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等。】 （四）患职业病的。【即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因工外出期间”含因工出差以及因工临时外出办理业务等，同时必须是在发生事故时正在履行工作职责，即因工作原因外出，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时下落不明。】 （六）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的，亦可认定为工伤。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院关于工伤认定的司法解释（2024年9月1日起施行）【“上下班途中”指从居住的住所到工作区域之间的必经路途，必要时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还应该增加关于非法驾驶的问题，这种问题一般驾驶二轮摩托车居多，对于非法驾驶（无证驾驶的）的，达到交通肇事程度的，不予认定工伤。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这是一条法律上的兜底条款规定，由于工伤事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范性强制性规定，也需其他法律法规做出相应调整，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也应当纳入本条例调整的工伤范畴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同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两个条件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是指： 1、职工突发与工作无关的疾病导致死亡。如果是与工作有关的疾病而导致死亡，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工伤。 2、在工作岗位上突发与工作无关并没有导致立即死亡的疾病，但是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为工伤。】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工致残，已取得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针对转业军人的保护，军人在战斗中或者在履行职责中负伤致残，依据《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之规定，军人伤残对于经有关部门评残，取得伤残军人证的退伍军人，如果在用人单位旧病复发，视同为工伤。这主要考虑到革命军人为国家利益已经付出代价，为切实保障革命军人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因故意犯罪；（二）醉酒导致伤亡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过了工伤认定期限的问题参考如下，目前，司法实践中针对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丧失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职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种处理意见： 一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直接驳回起诉； 二是直接认定工伤，由用人单位以工伤赔偿标准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参照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处理，由用人单位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一种处理意见，法院严格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直接驳回工伤职工起诉，其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适用法律简单、便于操作，同时可以减轻法院案件处理压力，避免法院卷入社会矛盾。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法律制度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法官对法律解释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和适用，缺乏对立法精神的探究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致使案件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严重不相一致。 第二种处理意见，由人民法院直接认定工伤，判决用人单位以工伤赔偿标准承担赔偿责任，不仅肯定了工伤职工有请求工伤事故赔偿的权利，而且避免了行政诉讼程序复杂的诉累。但由人民法院直接认定工伤又存在诸多不妥：其一，从行政法角度看，我国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和部门规章《工伤认定办法》都明确规定由劳动保障部门具体实施工伤认定程序性事项以及行使对工伤保险机构的监察权，其他部门都没有工伤认定权限，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直接认定工伤缺乏法律授权依据；其二，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劳动社会保障法的调整范畴，工伤认定作为工伤保险赔偿机制启动程序涉及到整个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而不再是具体的单个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权利调整，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工伤认定体现了公法领域国家公权的干预力，人民法院不宜将其作为具体民事权利纠纷处理；其三，从法律效果上看，由人民法院自行确认工伤，会导致人民法院和劳动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同时产生当事人故意不通过行政程序申报工伤，以便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工伤认定的情形，从而造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第三种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处理方式，判决由用人单位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持该种观点的人主张，工伤事故责任起源于雇主责任，工伤事故既有侵权行为性质，又具有工伤保险性质，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和工伤保险法的规定都可以作为处理依据。当工伤职工无法获得工伤保险救济时，人身损害民事赔偿提供了另一种救济的可能性，并且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比雇佣关系更稳固的劳动关系，因此法院参照雇员受害赔偿进处理，于法于理，并无不当。但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功能上的不同，致使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获得的赔偿金额远高于工伤保险待遇，这种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成为了部分工伤职工故意拖延工伤认定申请转而请求民事赔偿救济的主要诱因。若法院采取这种处理方式，其结果无疑对于已为工伤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有失公允，从长远看势必造成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化解“劳灾风险”能力大大降低，劳资矛盾不断激化，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