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刑后民”模式是怎样的？“先刑后民”模式有何理论基础？

按照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而就其因犯罪行为所受到的损害结果请求民事赔偿。法院通过同一审判组织，在对公诉案件审理完毕之后，再来处理民事赔偿问题，并就公诉和民事诉讼问题一并作出裁判。当然，为了避免诉讼的过分拖延，法律也允许被害人在法院对公诉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再向同一审判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由于这种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采取了“刑事优先于民事”的裁判原则，使得法院对民事诉讼的裁判在刑事审判结束之后进行，而且民事裁判要以刑事裁判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因此，我们可将这种附带民事诉讼视为一种“先刑后民”模式。 “先刑后民”模式的理论根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旨在协调刑事公诉与民事侵权诉讼之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先刑后民”则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种具体程序模式，两者本不属于同一层面的概念。大体说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属于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具有特定的理论根基。但是，“先刑后民”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惟一程序选择，被害人除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民事赔偿请求以外，还可以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请求。不过，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典型程序设计，“先刑后民”模式的确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先刑后民”模式建立在两个理论根基之上：一是“实体关联性理论”;二是“程序便利性理论”。根据“实体关联性理论”，由于社会危害后果和私人侵权后果都是由同一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法院只要查明犯罪事实，就既可以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也可以对被告人的民事侵权责任作出相应的认定。[6]当然，公诉的直接起因是犯罪行为，而民事诉讼的直接起因则是犯罪所引起的损害，没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民事诉讼就没有提起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在对公诉和民事诉讼进行区分之后，又对两者确立了一种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被害人可以向受理公诉案件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先审理公诉案件，在确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再来审理被告人的民事赔偿问题。这样，民事诉讼相对于公诉而言，就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这种附属关系不仅存在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之中，而且也适用于被害人单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之下。在此方面，法国学者甚至主张所谓“刑事致民事原状待审”的原则，认为在刑事法庭对公诉作出裁判之前，民事法庭不得对民事诉讼作出裁判。不仅如此，在刑事法庭对公诉作出裁判之后，民事法官仍要受到刑事裁判之“既判是由”的约束，也就是不得与刑事裁判发生矛盾。[7] 而根据“程序便利性理论”，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既有着减少被害人讼累、便利被害人诉讼的考虑，也有着避免同一法院就同一案件作出自相矛盾的裁判的意味。在很多大陆法国家，为了避免法院就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审理，以致带来双重工作负担，也为了避免同一法院就同一案件作出自相矛盾的裁判，法律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并由法院在公诉程序中将其作为附属事项加以裁决。[8] 在中国，由于公诉与民事诉讼的提起都建立在同一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因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直接向刑事法庭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要求同一审判组织在对公诉案件形成裁判意见、犯罪事实得到大体查明的基础上，继续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审理并形成裁判意见，这可以使本来独立的公诉和民事诉讼经过同一审判组织的审理，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得到权威的裁决。这当然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诉讼成本，避免被害人因为重新提起民事诉讼而可能承受的诉讼负担。不仅如此，由同一审判组织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审判民事赔偿案件，还可以保持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的一致性，避免法院在对基于同一犯罪事实而提起的两种诉讼案件中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结果，从而有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