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税方面的相互协助指代哪些行为？有什么做法？

1、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的明确性。我国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与之相对应，对于符合条件的公民而言，获得法律援助亦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非政府或者社会的恩赐。法律援助制度在性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通过为贫困或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使他们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权利得以实现。在“市场出效率，政府管公平，司法保公正”的制度安排下，法律援助因其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体现宪政精神和司法正义，又因其救助贫困而体现社会公平。《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此，国家和政府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责任主体非常明确。 2、法律援助工作的统一性。法律援助是一项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制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道义行为和慈善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应当坚持“四统一”原则。“四统一”原则是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的程序要求。“四统一”即是对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和法院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接受)、统一审查、统一指派、统一监督。 “四统一”原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是公民平等地获得法律援助的保障，是规范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需要，是保证法律援助质量的重要机制。在有关管辖、公民法律援助的申请、资格审查、法律援助的批准、法律援助承办人的指派、对法律援助案件的验收、归档等法律援助的各个环节，都应充分体现“四统一”原则的要求。 3、法律援助服务的无偿性。援助制度所规定的法律援助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援助服务(如刑事辩护)，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援助服务，还包括公证、法律咨询(电话咨询和当面咨询)、法律信息资料的免费提供。但应当提出的是，在一些国家中所包括的法院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我国称为“司法救助”)在我国并没有纳入法律援助制度的体系。 6、法律援助实施人员的多样性。《法律援助条例》第2条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没有像少数国家那样实行“缓交费”的方式，也不实行“减费”的方式。也就是说，法律援助机构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完全是无偿的。这主要是考虑到“缓交费”和“减费”的形式容易导致变相的有偿法律服务，以致法律援助机构因利益驱动而与社会执业律师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破坏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损害法律援助的形象与声誉，进而侵犯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4、法律援助范围的广泛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从受援对象来看，既包括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者，也包括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残疾者、弱者，即受援对象所涉及的是经济困难的普通老百姓和弱势人群；从司法程序来看，既有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和代理，又有行政诉讼中的代理，还有民事诉讼中的代理。可见，我国法律援助的范围比较广泛。 5、法律援助形式的丰富性。我国的法律助实施人员既有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又有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等)、事业单位(如法律院校、法学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这样有利于充实法律援助的专业队伍，充分发挥这些社会力量在各个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如下：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需要指出的是，同一组织成员在同一招标项目中并不必然属于串标；投标人之间为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其他联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