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罪的争议

流氓罪的争议——罪名的轰动效应。 　　谈到流氓罪，在人们眼中总是认为与侮辱调戏妇女有关，也就是所谓的耍流氓。已经很少有人再把此罪与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罪名形态一直为专家学者所诟病，也为社会民众所不解，从而产生轰动效应。 　　流氓罪的争议——量刑处罚的非人道性。 　　所谓非人道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为人们认为法律已经废除了此罪名，就不应该再以此罪名定罪，否则法律的废、立、改还有何意义，这就必然引发人们对法律的质疑，认为法律不够诚信，导致法律的信任危机。第二个方面，近两年判处的流氓罪都是犯罪行为发生在十五年以前的事情，有的仅仅是行为不端正，如戴个鸭舌帽或者因某种原因对他人造成一定的身体上的伤害。即使当时被抓判刑，也不会太重，可能早就释放了，但是因为所谓的“网上通缉”长期存在，导致案件过了追诉时效仍然被通缉，抓获仍要判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犯罪行为的不法性，是法律赋予并确认的，是犯罪行为的法律属性之一。犯罪行为之不法，是与构成要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定罪，不仅给人以穿越之感，更使人感觉到法律适用的不严肃。因为对于带有政治色彩较重的流氓罪，人们对此法条往往比较反感，其长期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导致人们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公信力产生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流氓罪废除后，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名仍然存在，足以代替流氓罪的适用范围，法院适用新罪名判决有何不可？ 　　流氓罪的争议——惩罚的非实质公正性。 　　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不是以限制而是以确保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为主要目的，不是以保障个人自由而是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为最高目标，这可以从刑法第三条的规定看出来。我国《刑法》第三条将积极罪刑法定规定在前，消极罪刑法定规定在后。这不是简单的语序问题，而是表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着重于人权保障的发挥，而是致力社会保护机能的实现。所以，对于流氓罪，就有人指出，犯有流氓罪的人，如果在1997年后审判，只要没有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行为，按照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就不再认为是犯罪。如牛玉强在1997年前被判决并服刑，还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