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法举证提纲如何填写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意即被告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解决。2021年新刑诉法的修改虽然确立了包括证人出庭、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在内的一系列保证直接言词原则贯彻的制度，但毕竟这是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全功于一役”，在配套的保障性政策、规定出台之前，应该说近些年司法机关还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然目前关于“逮捕绑架审判”、“案卷中心主义”的呼声很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庭审抗辩凸显的趋势明显。 审判机关关于“庭审实质化”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审判方式的重大调整，也对公诉人举证质证模式提出挑战。长期以来，公诉人在举证质证方面一般存在“冗长、松散、低效”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深受所谓经验法则影响，举证模式缺乏灵活性。实践中，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证据情况不同，繁简难易不同，只能“量体裁衣”，一些所谓经验模式不能适用所有案件，只能作为参考。比如，有的经验做法是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组举证，如主观方面，从被告人供述中摘取与共犯合谋体现犯意的部分等。这种做法适用于对主观方面有辩解或者涉及认定犯罪形态方面的案件。再比如体现主客观统一证据分组出示，这种做法适用案件复杂，人员众多的涉众型犯罪的案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将体现组织性、行为方式等四个特征的证据集中出示，效果明显，但该举证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类型案件。上述模式如果生搬硬套，只会将案件事实肢解。二是将审查模式等同举证。比如近几年关于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推进，很多人将该模式纳入举证活动，完全按照审查报告认定事实的证据部分的顺序照搬，出现举证脉络不清、与事实缺乏关联性等问题以及甚至使得庭审旁听人员不知所云等情况。三是将规范化要求不加变通引入举证。示证提纲是审查报告撰写规范化要求内容之一，但该规范化内容不能等同庭审举证。对于瞬息多变的庭审情况，如果不能脱离纸质束缚，举证效果可想而知。四是举证力求“全面、完整”，不顾及案件实际情况。特别是言辞证据，有些案件人数在十几数十人情况下，亦通篇宣读，效果极差。近年来理论界对“摘要性宣读证据”颇有微词，认为在庭审实质化背景下，涉嫌限制被告人权利，必须改革，要求全面宣读证据。我们认为，简单地做这样的判断是不客观的，对案件无争议部分或者言词证据中与案件无关事实部分的叙述当然无必要宣读，否则，提倡简易、速裁案件的效率如何实现？难道不分内容实质只有只字不差地宣读证据才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五是质证答辩缺乏力度，甚至不予回应。公诉人出示证据后，当辩护人质证时候，往往会割裂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其实一般来说每一份证据都不能证实完整的事实，只是证明事实的某一片段或节点，辩护人往往会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某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主观方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实际参与行为；与案件事实无关联或与被告人无关；或对所有证据都认为来源不合法是非法证据等等，即使公诉人分组出示证据，并在示证前说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仍然会被辩护人重复上述观点，这时，公诉人如果不予说明或者进行一定答辩，就会影响庭审效果。而在实践中，由于存在公诉人自身原因或者审判人员认为质证不存在答辩，应在辩论阶段回应等情况，该问题比较普遍。特别是关于非法证据的质证答辩，尤为重要，在庭审中，公诉人往往容易陷入辩护人的思路，对辩护人关于证据来源非法的质证意见往往缺乏主动有理地回应。六是对辩方证人出庭缺乏质证应有的能力，往往存在畏难情绪和庭审应对不力问题。由于长期以来，证人、鉴定人等人员出庭较少，书面证言在庭审中被广泛应用，所以公诉人缺乏相关经验，难以适应。同时也是公诉人对全案证据特别是细节问题不够了解和掌握，遇到突发情况，不能冷静应对。上述情况基本概括了当前公诉人举证质证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直接言辞原则尚未全面实施前提下，要尽快适应新形势要求，使得举证质证逐渐向庭审实质化靠近。 一是举证要有力度。举证有力是体现庭审指控效果的最直接方式。特别是针对被告人不认罪、翻供案件。公诉人在庭前要注意把握证明被告人辩解不成立的已经查证的证据。如王某贩毒案，被告人向4名吸毒人员多次贩卖海洛因，其辩解是代购，其所谓“上家”无法查实。